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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子的陨落

  丰臣秀吉(1537-1598)不仅是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在中国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他出身微贱,是尾张国的贫农之子。在战国时代的乱世,他从马夫做起,随主公织田信长南征北战,逐渐靠才干获得提升。随着织田信长横扫日本,秀吉也当上了独当一面的方面军主将。1582年织田信长因为家臣明智光秀的叛乱在京都本能寺丧生,秀吉(彼时姓羽柴)果断挥师东进,击败明智光秀,为织田信长报仇。从此秀吉全面接收了织田家的地盘,并在1590年统一全国,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秀吉由一介平民,通过自我的奋斗,顺应历史的进程,最后成为“天下人”,可谓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传奇和励志故事。在他统治的晚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文禄、庆长之役”(1592-1598),这段历史在朝鲜被称为“壬辰倭乱”,在中国被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最终,丰臣秀吉的军队败于李如松、李舜臣等领导的明朝/朝鲜联军,无功而返,丰臣秀吉抑郁而终。朝鲜战争不仅导致丰臣政权内部分裂,德川家康趁机篡夺政权;同时对中国历史也产生巨大影响。万历朝鲜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中历时最久、耗资最巨的一役,它导致晚明国力空虚,财务紊乱,民生艰困,从而使得民变不断;由于明军主力征朝鲜而辽东空虚,努尔哈赤趁机崛起;不到半个世纪,明朝灭亡。可以说,丰臣秀吉是第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日本人——这也是丰臣秀吉在中国拥有知名度的原因,他常被一些中国人指责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和大陆野心的源头。

 

丰臣秀吉(1537-1598)

  在乱世之中,莫说是一介平民,即使是手握重兵的将领、大名,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而导致丧生的例子也太多。丰臣秀吉的一生,从贫农出身,最后做到关白、太阁,成为日本全国最高的权力者,这需要多少次成功不断的积累,而容不下一次失误!可以说,1590年之前的秀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谋略和才干。然而为什么他人生中做的最后一个重要决定:入侵朝鲜,是如此巨大的错误,以至于导致丰臣政权的覆亡?真的可以用“军国主义”、“野心膨胀”来解释吗?

 

  要还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动机,必须从他统一日本时的政权结构分析起。名义上,丰臣秀吉完成织田信长未竟事业,一统江山,成为“天下人”;但把丰臣政权放在放大镜下检视,这个政权其实存在相当大的不稳定因素。至少有两件事情,时时让太阁殿下夜不能寐。

 

  第一,秀吉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将很多旧势力消化进了政权体系内部。这和他旧主织田信长的策略不同。信长是一个绝代的奇杰,是富有卡里斯玛式魅力的领袖。他强大、暴戾、不羁、叛逆,睥睨一切旧势力,敢于与天下为敌。信长在扩张的初期,即提出“天下布武”的口号,对于反对他的力量,一贯是摧枯拉朽的态度。即便是旁人惹不起的佛教势力,信长不惜火烧比叡山,死磕本愿寺,成为“佛敌”也要强硬到底——他自称“第六天魔王”,这既是对佛教的嘲弄,也是对自己笑傲江湖、搅动风云的自许。信长对天皇、朝廷基本也是不屑的态度,1578年,辞去右大臣兼右近卫大将后,再也没有接受过朝廷的职务。甚至天皇想赐予他征夷大将军(武家最高职务)一职,他也不感兴趣。

  丰臣秀吉的性格和织田信长完全不同。可能因为他从底层做起,长期居于人下,他为人敏捷、机警,平易近人,富有亲和力。虽然领兵作战的能力也很优秀,但秀吉更大的才能被认为是权谋和外交。相比于信长,秀吉是个弱势的领袖。因此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他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在织田旧领以外,他靠武力平定的仅有四国的长宗我部氏、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而对很多非常强大的旧势力,无论是织田的盟友或敌人,他采取半胁迫半拉拢的策略,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权体系内,比如中国(本州西部)的毛利辉元,越后的上杉景胜,三河的德川家康,奥州的伊达政宗等。基本上,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逼迫这些有力大名上洛(到京都),拜见关白大人,服个软,认老大;秀吉再赐予这些大名相应的朝廷官位(其实也不过是虚衔),回去还做土皇帝。说到底,这种不彻底的变革决定了丰臣政权其实是一个以秀吉为共主的松散权力联盟,秀吉的统治基础相当空虚。比如,丰臣的直属领地石高为220万石,而移封关八州的德川家康领地竟有250万石之多。这种主弱臣强的权力结构是丰臣政权倾覆的最大隐患。

 

  第二,就是秀吉微贱的出身。虽然今天被歌颂为平民英雄,但在那个时候,血脉的低贱是一个领袖的致命缺陷。在传统社会里,权力按照血缘流传,因而血脉也是所有人公认的“大义名分”。这种在长期的历史实践里形成的习惯和制度,作为一个弱势领袖,秀吉无力突破。甚至有时秀吉还必须借助这种习惯法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织田信长死后,在清须会议时,秀吉便以“血脉”为由,否决庶子织田信孝的继承权,而将信长年仅两岁的嫡孙三法师推上家督的位置,从而为自己架空家主、夺取大权做准备。既然秀吉曾经公然拥护过这种传统,那么等秀吉自己坐到“天下人”的位子上时,这种传统也对他自己产生了巨大束缚。

  秀吉虽然拥有日本最大的权势,但总要有合适的名分才能发号施令。作为武士,秀吉最想得到的职位自然是“征夷大将军”,因为这个职务是武家之首,可以开幕府,这也是四百年来日本最高权力者的名号。但征夷大将军必须是源氏的后代才能担任,因此秀吉曾找到已经落魄的前任将军足利义昭,企图认个干爹。但尽管落魄,足利义昭都看不起秀吉,拒绝了他的要求。秀吉只好作罢,于是跑到朝廷,给近卫家做了“犹子”,获得了高贵的藤原姓,才当上了关白。后来他又让天皇赐姓丰臣,并将丰臣姓提升为和藤原姓一样的格位,这才拐弯抹角地解决了血统的问题。说实在的,秀吉为了个名分,也是蛮拼的。贵为天下人,到处给人当干儿子(还被拒绝),这一方面说明秀吉对低微出身有非常敏感的自卑,另一方面也看出血脉不正对秀吉的统治基础有很大的动摇。

 

  基于以上第一点,有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内部根基不稳,想通过对外战争消耗敌对大名的实力,以巩固统治基础。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禁推敲的。我们可以看看两次征朝,秀吉动员的主要力量,都是以自己的嫡系力量为主:总大将宇喜多秀家是他养子,主力加藤清正、福岛正则是他由小带大的嫡系大将,小西行长由他一手提拔,甚至他亲外甥丰臣秀胜都死在了朝鲜。秀吉最应该削弱的德川家康,在两征朝鲜的过程中毫发无损。所以其实秀吉是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家底赌在了朝鲜战场,而不是为了削弱敌对力量。

 

  要理解丰臣秀吉入朝的真实动机,必须将他的两个忧虑结合起来看。我们将时光拨转到侵略朝鲜前的5年:1587年。这年,丰臣秀吉突然发布《伴天连(传教士)追放令》,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一贯忠实继承织田信长路线的丰臣秀吉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因为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传播比较怀柔,甚至支持。信长是个很“洋气”的人,他好奇心旺盛,乐于接受新事物,经常身穿欧洲服饰。一方面,他依靠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获得大量的火枪等稀缺物资,另一方面,信长也有意借天主教打击与他作对的佛教势力。因此在信长主政期间,天主教的传播非常顺利,很多有力的大名都成为了“吉利支丹”(基督徒)。但是,和“浑不吝”的信长不同,对出身很自卑的秀吉缺乏“理论自信”,他必须把意识形态紧紧握在手中。就在获得天下的同时,他开始不断宣传“日轮受胎说”,即他是母亲梦见日轮入怀而受孕所生之子。通过对自己出身的神话,隐隐然将自己描述成太阳之子,甚至和皇族祖先的天照大神产生了某种联系。因为丰臣秀吉既缺乏绝对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又缺乏纯正的血统来作为统治的“大义名分”,他更需要这套自我神话,通过意识形态和礼仪秩序的塑造获得权力的源泉。那么很显然,他这套说辞和天主教的教义产生了冲突,因为天主教是一神教。尤其当时天主教已经在上级武士阶层拥有相当影响力,这对秀吉自我神话的理论产生了动摇,因此驱逐天主教成了自然的选择。《伴天连追放令》的第一句就是:“日本为神之国,吉利支丹国传授之邪法,万万不可。”通过对国格、人格的一并神话,秀吉试图将自己和这个国家绑定在一起。

 

伴天连追放令

  有了“太阳之子”和“神之国”的理论,接下来就必须展现这个理论的实践道路。既然太阁殿下是太阳神的儿子,那么太阁殿下一定会以神力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秀吉知道,自己国内的统治不稳固,所以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神性,以获得丰臣政权千秋万世的合法性,来驯服不时蠢蠢欲动的德川家康、伊达政宗等人。既然国内已经四方平定,那么很自然的,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投向朝鲜,投向大陆?为了丰臣家的基业,秀吉是不得不在垂暮之年,将嫡系班底扔到朝鲜豪赌一把。秀吉是停不下来的。他自己编织的神话,成为了丰臣战车上的加速器。就算侥幸吞并了朝鲜,他也必须继续,进攻中国:堂堂太阳之子岂能对中国认输?就算天照大神显灵,战胜了中国,他还必须继续进攻天竺。这听起来简直痴人说梦,但在当时就是实实在在的计划:他计划让天皇迁都北京,自己坐镇宁波,出海进攻印度!他自我神话理论有个巨大缺陷,就是让胜利变得理所当然。每一次胜利都不过是下一轮更大胜利的注脚,而只要有一次失败,就足以覆灭他的神话。平心而论,丰臣秀吉是从底层一步一步做上来的实干家,他长期跟随织田信长,没少和洋人打交道。他会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天竺有多远(织田信长时代就有地球仪了)?丰臣秀吉也并非野心膨胀、嗜血狂魔,从一生的轨迹来看,他的策略一直是能不打的仗就不打。只不过,他的上位,是一路吹着意识形态的气球来的。所有人都看着他吹气球,使于他不得不吹下去,直到炸裂。恐怕他提出的一统天竺、唐土、日本三国的疯狂计划,他自己都不信,估计也没有哪个手下真的相信。但这就是“太阁的新衣”,没人敢捅破、也没人愿意捅破。所有人都随着太阁殿下起舞,最后走上一条黑暗的不归路。这个故事最深层的悲剧在于:这种权力的结构,把一个有头脑、有才干、有远见的领袖变成了一个癫狂、膨胀、独断专行的战争狂魔,而滑向深渊的每一步,都是一种精密计算下的“不得已”。

 

  通过操弄意识形态获得的力量是极度危险的:它像一张网,网住别人,也网住自己。这种短时间内得到的巨大力量,终归会反噬操作者自身。从某种程度上说,把丰臣秀吉归罪成日本军国主义始作俑者并不冤屈。丰臣秀吉的轨迹,和明治维新以来对天皇极度的神格化,导致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暴走的过程,何其相似乃尔!同样,通过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被选票送上台的希特勒,最终也被他赖以获得权力的意识形态绑架,走上侵略扩张道路,直到走向覆亡。

 

  当今的时代,恐怕用神话获得权力合法性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警惕,丰臣秀吉式的自我毁灭道路在今天并非没有市场。比如,十余年前,拉美的左派政党通过煽动反美情绪、民粹主义相继获得政权,十余年间,他们只得不断升级对抗,大搞国有化,自绝于国际合作体系之外,导致民生凋敝、腐败横行。现在他们正在逐渐失去权力,但他们给拉美人民带来的创痛还将持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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