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9年1月30日那个晴朗寒冷的清晨，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伦敦白厅宫门前的断头台。想必国王此时应该有一瞬的后悔，这24年来，无数的机会可以避免今天的到来，而他竟完美错过。

处决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的三面肖像，安东尼·凡戴克作。讽刺的是，尽管一幅图上画了三颗脑袋，查理最终仍没能保住它。

  1600年，查理作为苏格兰王子出生在邓弗姆林宫。三年之后，他的父亲——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获得伊丽莎白一世的继承权，得到了英格兰、爱尔兰的王位。原本北陲小国的君主，陡然一统三国，来到伦敦这花花世界，君临北大西洋，可谓风光无限，一时无两。

  1625年，查理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三国的王位。然而登基仅仅三个月，查理就在他作死的一生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第一笔。原因很简单，当时欧洲大陆在打混乱的“三十年战争”，波西米亚的腓特烈五世，也就是查理的姐夫，向小舅子求援，希望查理出兵西班牙。查理于是便准备征兵、征税，支援姐夫。然而这个计划竟然被议会否决了！查理暴怒，明明已经在姐夫面前拍了胸脯了，现在竟然被自家手下打脸！于是查理当即解散了议会。

  查理的斯图亚特家族刚从苏格兰过来不久，仍和天主教藕断丝连，对英格兰议会传统不了解也不尊重，还是一脑门子“君权神授”。他父亲詹姆斯就比较圆滑，初来乍到，懂得强龙不压地头蛇，一辈子和议会保持了还不错的关系。查理血气方刚，哪管这套，撇开议会，准备自行组织税收。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和中国皇帝不同，英国君主没有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技术和税收能力。撇开议会（主要是贵族）的支持，各地抗捐抗税运动此起彼伏，根本收不上税来。碰了一鼻子灰的查理只好再次召开国会。按说此时，查理如果向议会低头认错，修复关系，议会也没有办法当真拿国王怎么样。但只是把议会当提款机，要征税了，就开国会；情况一好转，就解散国会。

  到1629年，随着欧洲大陆战事告一段落，查理觉得再也用不着你们议会了，于是解散了存在三百多年的议会，成为独裁者。这段没有议会的历史持续了11年，史称“十一年暴政”。但是作为一个暴君，查理在这11年里的表现，却像一个没人搭理的小丑：比如，他召集贵族参加典礼，贵族们不太爱理他，大部分缺席，他就像个讨债鬼一样，谁缺席就跟谁要罚款。最搞笑的是，他像个城管大队长一样整天盯着伦敦城里的违章建筑，威胁市民：“再不交罚款就给你拆了啊”。堂堂英、苏、爱三国之君，竟然沦落到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赤膊上阵。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国会，就没有正式的税收来源。事实上，在所谓的“十一年暴政”期间，英国的赋税水平是全欧洲最低的。

  1639年，苏格兰因为宗教矛盾叛乱。翌年，查理不得不腆着脸重开国会，要求征兵征税。国会憋了11年了，哪能轻易放过这次机会？下院领袖约翰·皮姆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三条原则：1. 无议会授权任何税收属于违法；2. 议会三年选举一次；3. 未经议会自己同意，国王不得解散议会。皮姆主张，在这三条原则通过之前，不讨论征税征兵事由。其实这个时候，查理如果能接受议会的条件，仍可保证王位不失。然而或许是国王一意孤行，又或许是国王被他的支持者骑劫，接下来的两年里，国王仍然不断和议会对抗，矛盾进一步升级。

  1642年1月，国王决定采取“终极手段”，悍然以武装入侵下议院，准备逮捕约翰·皮姆等反对派。然而反对派提前得知消息，早已金蝉脱壳。以武装入侵国会，这在英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原本在议会中支持国王的一派也彻底傻眼，一致通过伦敦戒严，搜捕国王。在伦敦呆不下去的查理只得逃到北部，而议会在南部各自组织军队，内战爆发。7年后，国王最终被议会逮住，并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查理的遗言据说是：“我应当做个明君，这样天下就不会乱了。”

  查理一世的一生，可谓有名无实、徒劳无益。名为君主，却处处遭掣肘；名为暴政，其实不过就是背着国会捞了几个可怜的小钱。和很多君主一样，查理一生都在追求生杀予夺、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然而他的老祖宗在四百多年前设下的魔咒却如同伴随他一生的牢笼，限制他、束缚他，最后让他在追求权力的路上折戟沉沙。这魔咒就是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大宪章》的根本精神，是权力分享的精神。国王和贵族权力的分野在文件内被明确，国王不得独断专行。以《大宪章》为滥觞，英国王在法下、王在议会中的传统逐渐定型。《大宪章》确立了国王征税收捐的限制、国王剥夺自由民权利必须经过法律裁判等原则，成为英国走向近代化繁荣的基石。

大宪章原件

  为什么《大宪章》对于英国的近代化如此重要？亚当·斯密有过这样的论述：“让一个国家脱离野蛮、达到繁荣，需要的不过是和平、简易的税收和说得过去的司法体系罢了”。虽然轻描淡写，但对于法律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基础性的作用，斯密的认识是透彻的。一个公正、高效、廉洁的法律系统，对于市场交易的各方来说，可以免去他们对于交易对象违约、欺诈等行为的担心：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律体系会给予他们相应的制裁。因此，市场的参与者可以省下大量甄别交易对手的成本，大大提高市场交易、合约履行的效率，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仅仅这样还不够。法律除了需要覆盖市场交易的全体参与者之外，还必须对公权力产生实质性的制约——这是 “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的根本区别。假如王权不受法律制约，即使一定程度上司法能够保证市场交易顺利进行，市场的所有参与者仍然会提心吊胆地盯着那只“看得见的手”，因为不知道何时，国王的手就会伸到我们的口袋里来。面对国王随心所欲的攫取，农民的最佳策略是在作物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赶紧收割；工商业者的最佳策略是迅速将利润消费、藏匿，而不是投资再生产；科学家、管理者缺乏创新的动力，因为创新的成果很可能诱发公权力的觊觎。君主拥有的随心所欲的公权力，会成为全社会严加防范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造成的短视决策，会伤害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最终伤害君主的利益。

  讽刺的是，不受限制的绝对君主专制的力量，反而会成为限制君主获取财源的因素；而在适当的时候用法律限制王权，反而使得社会发展、君王安泰。早在1215年，尽管出于被迫，英国的君主已经开始懂得这个道理。《大宪章》就是一部国王与贵族共治的契约。从君主的角度，它通过权力的让渡，将更多社会力量拉进了统治联盟，巩固了统治基础；从贵族和平民的角度上，它限制王权，客观上保障人民的自由，保护了自由的市场活动，从而被认为是英国成为近代经济、政治、科技文明发源地的重要原因。光辉灿烂的《大宪章》宛如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明珠，无论用什么语言赞颂都不为过。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大宪章》这样限制王权的文件，在欧洲历史上绝不是孤例。在大宪章签订仅仅7年后的1222年，匈牙利安德鲁二世在十字军东征失败后被迫与骑士们签订《金玺诏书》，明确限制王权任意征税，要求定期召开议会，与《大宪章》如出一辙。波兰在1454年签订的《克雷科怀斯宪章》同样规定未经议会许可国王不得征收新税或征召军队。那么，为什么近代化没有发生在匈牙利或者波兰？

  仅仅一纸《大宪章》当然是不够的。任何优秀的制度安排，都是具有力量的博弈各方在精密计算、考量后取得的均衡点，而法律文件只是落在纸上的最终确认。如果国王一朝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他同样可以像撕毁一张羊皮纸一样撕毁《大宪章》。《大宪章》签署四百余年以来，并非一直是金科玉律。历史上屡次有国王违反，而并没有承担后果——这可能也是查理一世底气的来源。这样的疑虑一直都在：我们的制度建设是不是足以保卫《大宪章》，当国王公然违反时，能否给国王相应的惩罚？这样的疑虑一天不能消除，王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便仍悬挂在每个人的头上，英国的法治就不能说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要取得民众的信任，必须要让每个人看到：王权在笼子里关着呢。

  查理一世便不幸成了这个“小白鼠”。他胆敢以身试法，最终落得身首异处。国王的头颅起到的作用如同一个“投名状”，它给后世的君主和全英国的民众发出一个无比鲜明的信号：尽管我们付出了内战的巨大代价，但王权仍然在法律的制约下，任何违反《大宪章》的行为都会导致这个下场！这个“投名状”让全英国人民都清楚地相信，王在法下。从此，所有的英国人不再需要担心，为了国王的一己私欲，未经民意授权的税收会侵犯我们的私有财产。所有人都可以在自由、受保护的市场中追求富裕。

  查理或许可以有不死的机会。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被砍下了头。尽管并非出自本意，是查理的头颅，将《大宪章》送上了人类文明的圣坛。查理死后四十年的光荣革命，议会根本不需要流一滴血，便有能力废黜了詹姆斯二世。十七世纪的一系列变革，被后世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1689年的《权利法案》继承和发展了《大宪章》的精神，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再一个世纪后，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会在英国遍地燃烧，日不落帝国即将冉冉升起。我们看到了他们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壮举，我们也必须看到，把权力关进笼子，英国人至少用了四百多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