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以来，昆明的砍杀，乌鲁木齐的爆炸，招远的麦当劳血案等等，使得一般民众深切感受到了宗教极端势力，邪教组织的猖獗活动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在谴责恐怖分子，邪教组织的卑劣愚昧的同时，也有一个问题出现：为什么“一小撮”极少数人，在政府的严厉打压之下，依然能够形成有效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力，以及对组织成员的严密控制力？

  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宗教组织，不管是正教还是邪教，往往拥有比世俗组织更加强大的动员力和控制力。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当今世界，即使是拥有最强大战力和装备美国军队，激励将士舍生忘死，为国捐躯也绝非易事；但宗教极端组织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里，根据“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原则，神权和世俗权力分而治之。当世俗精英把持着王冠，土地和赋税的同时，教宗掌握着超世俗信仰的解释权，严密的宗教法度，高度组织化的教会以及对社会个体生活方式的精准控制。神权的影响力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世俗王权不得不时时受制于教权。当世俗王权不能得到教权的认可时，王权会立刻失去其合法性。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权斗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在1075年，围绕米兰大主教的人事安排，贵族和教宗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1076年，教宗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这意味着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丧失。无奈亨利四世只能于翌年冬天于教宗居住的卡诺沙城堡外的冰天雪地里赤脚站了三天，祈求教宗的宽恕。至今，欧洲各国的文化遗迹中，仍以教会建筑为大宗。教会有能力发动动辄绵延数百年的浩大工程，并以强大的执行力创造令人惊叹的杰作。比如米兰大教堂耗时500多年，科隆大教堂耗时600年以上。这样持久的动员力和执行力是让世俗贵族所望洋兴叹的。

  人类的社会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教会，工会，学生会，公司，俱乐部，党派，军队，政府，乃至国家，都是将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群聚合在一起的产物。人为什么需要组织起来？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提出，组织行为的根本原因是为了防止不劳而获（free-riding）。组织中的个体因为相同的利益目标而走到一起，通过组织的协调分工，可以实现合力的规模化；并在组织之中互相监督，防止有人消极怠工；最终，通过组织的门槛机制，将利益分配局限于组织内部，不让外人不劳而获。这一深刻的的洞见解释了人类利己本性和群体行为之间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本质。按照这一理论的解释，组织的效率，来源于协调能力，监督能力和严密的准入机制。

  然而这一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有些非常强势，而有些则徒有其表？比如同样是国家，有些国家具有强大的动员，执行和向心力，而很多不发达国家则弱势到没有任何有效手段能动员民众，提振经济。贝斯利和佩尔松在《繁荣的基石》里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与国家内部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与聚合力（cohesiveness）正向相关。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组织有着清晰明确的共同利益，而内部聚合力也非常强的话，这个组织便很可能拥有强大的执行效率。

  内部的聚合力不是从来就有的。通过群体内的互相监督，或者自上而下的激励管理，未必一定能够非常好地解决不劳而获（free-riding）的问题。阿克洛夫和克兰顿在《身份经济学》中提出，只有将组织的目标内化（internalize）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才能解决分工中的激励问题。我的导师科利尔教授将这个理论进一步细化。他称，人的信仰（belief）是由三个方面构成，身份（identity，义近“人生观”），对世界的叙述（narrative，义近“世界观”），以及行为规范（norm，义近“价值观”）。特定的身份，叙述和行为规范会互相吸引或者互相排斥，最终经过时间考验，能够留存下来信仰，必定是可以相容的身份（人生观），叙述（世界观）和规范（价值观）的集合体。同时，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在社会中互相交往和影响，并形成特定的社会网络（network）。人们倾向于加入和自己的信仰相容的网络，而网络则帮助过滤和摈弃与群体信仰不相容的信息和干扰。简言之，一个高效的组织是通过集合相容的身份，叙述和行为规范，通过社会网络形成一个稳定的聚合（constellation），以实现组织目标的内化。以军队为例，军队对于自身的叙述是：“我们保卫国家”，而通过加入军队，军人获得一个身份，“我是保卫国家的队伍中的一员”，而这样的叙述和身份可以非常好地支持“勇气，拼搏，奋斗”这样的行为准则。通过军队的组织，年轻的男性们同吃同住，自然形成具有共同信仰的网络，从而使得军队往往在任何国家都成为动员力最强的公共组织。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框架去分析宗教组织：宗教，由它本身的特质决定，它拥有对世界观叙述和解释的垄断权。宗教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告诉你神造万物，此岸彼岸，他生今生等等，大多无法证实也很难证伪，并通过大量经典强化这样的叙述。宗教的世界观里，通过对彼岸，对救赎的叙述，会清晰地指引教众的行为准则：哪些行为是神所认同的，是可以得到救赎的；哪些行为是神所不容的，是会遭到谴责的。并且，宗教通过其特有的皈依程序和神圣的仪式，进一步强化教众的身份认同，比如：“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神所眷顾的人”等等。这样的身份，行为准则和庞大的世界观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信仰体系，并且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磨练变得相融无碍。而教会的架构则提供了必须的社会网络：通过教会，具有相同信仰的教众聚合起来，并形成组织的合力。所以教会是一个天生的高效组织，它在内化组织目标，激励组织成员上拥有世俗组织无法媲美的优势。

  宗教组织的高效不仅仅体现于中世纪神权对王权的制约。古今中外，当政府，这一最重要的世俗组织弱化疲软的时候，宗教组织往往能够站出来取代相当一部分政府的职能：比如教育，文化保育，慈善，公共设施建设等等。中世纪的教育和图书的保留大多是在神学院完成，而近世的教会学校往往都以质量优良而著称，比如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等等。每有饥荒灾祸，往往由僧侣舍粥济困，至今香港东华三院，台湾慈济医院都是良证。在宗教信仰和世俗道德相近相容的情况下，宗教组织可以发挥出非常正面的社会效益。同样，当宗教走向极端，甚至发展出邪教的情况下，信仰与世俗道德不能相容甚至完全相悖，我们便能看到极端主义，邪教组织通过强大的精神控制给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性。

  打击极端宗教势力和邪教组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越是打击，越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被迫害者”的身份，一个“为信仰牺牲上天堂”的叙述，和一个“暴力对抗光荣”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身份，叙述和准则又会互相强化，导致组织的进一步固化。尤其是当清扫了外围组织之后，组织核心非常难以攻破，不但因为核心成员往往具有极强的信仰，也因为随着人数的减少，组织协调的难度降低，反而使得他们的破坏力有增无减。只有彻底根除这些组织的社会网络，使得他们信仰赖以生存的信息过滤机制不复存在，才有可能彻底根除宗教极端势力和邪教组织。

Reference:

1. Akerlof G A, Kranton R. Identity economics[J]. The Economists' Voice, 2010, 7(2).

2. Besley T, Persson T. Pillars of prosperity: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Collier P. Can the Military have a Useful Political Role? Conference Paper, 2014.

4.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