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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决议和国家的规模

  再过两天,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去留的猜想即将揭盅。这场吸引全世界目光的胶着选情给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启示或者困惑或许是:在一个统一国家内的一个地区(事实上苏格兰具有王国地位)竟然可以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获得独立,而中央政府并不采取任何非和平手段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这对于向来宁失千金,不让寸土的中国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

  了解英国历史的人对这一幕也许不会惊讶。从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通过,加、澳、南非、新西兰和爱尔兰相继独立,到1947年印度独立,再到1960年代非洲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风潮,大英帝国从领土遍及世界22个时区的日不落帝国坍塌到今日的英伦三岛,不过短短数十年。但纵观大英帝国的殖民史,除了北美独立战争和1919年印度阿姆利则血案,大多数殖民地获得独立并没有经历大规模血腥的反抗和镇压。也就是说,英国人对于领土的概念,其实是比较随意和听任的。当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呼声无法压抑的时候,英国人通常会选择和平地主动撤出,即使是在帝国的强盛时期。

  英国人的这一逻辑,其实来源于1776年发生的两件事:美国独立和《国富论》的发表。在北美苦心经营创立的殖民地,在这一年让母国感受到了失败的懊丧。而亚当斯密却告诉英国人,这点失败算不了什么。《国富论》以浅显的语言让英国人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领土的广袤和贵金属的积累并不是国家的财富,良好的市场和自由的贸易才是繁荣的根本。因此,英国在后来的殖民政策中,也并不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以资源掠夺、占有土地为第一要务,而是给大多数殖民地以相当大的自治权,建立起法治和市场,并培养其和母国的贸易往来和感情纽带。虽然这些殖民地最终纷纷独立,然而英国原殖民地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与英国的紧密联系,使得英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

  英国人的逻辑告诉我们,国家不是越大越好。国家的合并和分裂,在英国人看来,也不过是理性的选择而已,并未赋予更多政治意义。从这点上说,英国人比宣称“俄国土地虽大,但没有一寸多余”的普京要高明得多。那么撇开政治,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的规模多大最为合适?国家的边界在哪里?

 

  按下不表,先谈另一个问题。

  20世纪的经济学大师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回答过这个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这篇论文的灵感,来自于科斯本科时期在美国通用汽车实习时的观察。没有人怀疑通用汽车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壮大的企业,但科斯观察到,通用汽车内部的管理却并非按照市场经济的准则行事:人员的调配,资源的流动全是按照自上而下的计划和命令来安排调度——通用汽车的内部似乎就是一个缩小了的苏联计划经济体!这是斯密的门徒们在当时不能解释的。那么,通用汽车的成功能否周延开来,用以论证苏联的成功?能否将一个国家按照一个企业的模式来管理?如果不能,企业(和国家)的边界在哪里?

  科斯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答案是,因为交易存在成本。如果市场是完美的,交易不存在成本,那么企业的存在也并非必要。比如一个建筑工人,今天可以将劳动力卖给工地甲,明天可以将劳动力卖给工地乙,并没有必要固定在一家建筑公司。但事实上这样的交易方式显然是极其低效而不可行的。科斯提出,因为交易产生成本,在组织生产时,以一个简单的契约代替一系列的契约,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要素和劳动力,以“非市场”的内部管理替代“市场”的外部交易,常常是更有效率的选择。但企业的扩张并不是无限的。随着企业扩张,内部信息传递、命令执行变得越来越难,当一笔交易由企业内部完成和由外部市场价格机制完成的成本一致的时候,企业的规模达到最优。因此,企业不是越大越好,企业的边界是由成本-收益约束决定的,而以管理企业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苏联,显然远远超越了这一边界。

 

 那么,借用科斯的智慧,回到国家规模的问题。

 现代国家和企业一样,本质上来说,都是对不完美市场的补充。因为市场的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等,外部性等等问题,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国家的介入可以帮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提供公共商品和基础建设,监督契约执行,保证市场有效,建立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的介入,补充和完善了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更好实现每一个公民的福祉。相反,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只能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比如在联合王国内,中央政府可以控制北海油田,并向苏格兰征收燃油税;一旦苏格兰独立,英格兰只能以国际油价向苏格兰购买石油。显然,这是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造成的结果使截然不同的。

  国家规模越大,政府能调动的资源就越丰富,政府能做的事情越多,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比如,同样修筑一条公路,在不拥堵的前提下,越多人使用会带来越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随着国家增大,政府管理的难度也越大,非市场的计划、指令所依赖的信息越来越难以获取,政府本身的激励机制也更难行之有效,而依赖政府完成的资源配置更容易错位。所以一个能做更多事的国家,往往也是会犯更多错的国家。类比科斯的逻辑,我们可以说,当一项资源配置由政府在国内进行政策调配和在国际上以市场交易方式完成的成本一致的时候,国家的规模达到最优。

  所以,类似于企业的边界,国家的边界也应该是由成本-收益约束界定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情况,一般来说,单一民族国家更容易达到较大的规模,因为身份的认同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政府的组织效率。而多民族国家则不具有这样的优势,身份认同的不一会导致集体行为的低效,而政府的资源分配往往必须考虑族群的平衡而非效率的最优,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国家规模的增大。对于英苏而言,历经三百年融合而不能达成的民族认同,石油开采导致的利益纷争,都是限制国家规模的因素。如果苏格兰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来重新定义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会使他们的国家更加有效率,提升他们的福祉,那么选择独立或许是明智的。

当然,上文只是纯粹的经济学分析。至于为什么在现实中,国家的分分合合往往不是像苏格兰一样平和,而常常夹杂着血腥和暴力,则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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